本文围绕AI医疗展开，先通过“95后”新手家长用AI问诊致孩子病情延误的案例引出AI医疗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探讨了AI医疗是否会影响医生地位等舆论追问，分析了AI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的原因，介绍了相关部门对AI医疗持谨慎态度并划定红线的情况，最后提出了平衡创新与加强监管以促进AI医疗更好发展的建议。
在今年3月，一位“95后”新手家长遭遇了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当时，孩子反复出现咳嗽发热的症状，这位家长便在手机端借助AI问诊。AI判定孩子为“普通呼吸道感染”，家长又参考网络建议让孩子居家用药。然而，这却导致孩子病情延误，最终被医院确诊为病毒感染肺炎。医生明确指出，AI问诊存在一定风险，在医疗诊断方面，还是应以专业医疗意见为准。
此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近年来，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可谓无处不在。像AI癌症早筛、AI肺结核诊断、AI手术机器人、AI导诊机器人等，已经在门诊导诊、临床辅助诊断、疾病管理等多个环节广泛应用。尤其是今年年初DeepSeek的问世，更是让“生病了问AI”成为一股热潮。不过，不少人反映，AI医疗实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靠谱，看错病、看不出病的情况时有发生。
随着AI医疗的不断发展，舆论场也涌现出了更多的追问。比如，AI医疗是否会影响到医生的地位？如果AI诊断错误，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普通人的医疗数据隐私又该如何保护？怎样才能让AI医疗发展得更快、应用得更广？
漫画：李晓军
AI医疗只是辅助手段
由于AI医疗彰显出诸多优势和巨大潜力，在最近关于AI医疗的网络讨论中，“AI会不会抢医生饭碗？”“AI医生看病爆火”“AI看病比三甲医院医生还准”等相关话题频繁出圈。在医患对话中，也出现了“当DeepSeek给出了和主任医师一样的诊断，以后是否还有必要去医院？”这样的疑问。
记者采访了多位一线医务工作者，他们并不反对患者使用“AI问诊”。但对于“‘AI问诊’的结果是否靠谱”“能否作为诊疗依据”等问题，受访医生都持谨慎态度。他们普遍认为，“AI问诊”存在局限，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替代医生。
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大夫周医生表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平日里遇到疑难杂症的情况相对较少，更多的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而AI在慢性病随访、慢性病管理上还缺少些“人情味儿”。
周医生举例说：“以预问诊AI为例，有老年患者反映，他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导致头疼、心慌，AI就有可能把所有有头疼症状的病都列给医生，其中绝大多数是无效信息。”疾病的诊断是一个复杂的模糊决策过程，尤其是在社区这种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基本都是“老熟人”，往往需要医生综合病史、症状等多种信息，并根据经验缩小范围后才能做出诊断，而AI目前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
郑雪倩指出：“AI问诊缺乏人文情感交流，AI开方无人审核，还可能出现误诊、误治和AI医疗的法律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因此，AI医疗应当始终定位于医生的辅助工具。”
持谨慎态度划定红线
随着AI医疗在全国逐步落地，一场医疗领域的巨大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仅今年2月以来，就有不少医院发布了其在AI医疗方面的最新应用成果。
尽管有多项成果问世，但对于AI医疗，不仅医生保持谨慎态度，相关部门也同样如此。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目前针对AI医疗已出台多项限制性措施。湖南省医保局发布通知，禁止使用AI自动生成处方，以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患者权益；北京禁用AI自动生成处方，并成立了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人工智能不得替代医师本人提供诊疗服务。
郑雪倩表示：“这些政策和规定表明，我国在AI医疗领域已经开始划定红线，以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伦理性。”医疗安全底线主要包括：处方红线，即AI不得自动生成处方，医生必须对诊疗行为负责；伦理红线，即AI应用需遵循医学伦理，确保患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公平性；技术红线，即AI技术需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确保其在实际医疗环境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受访专家明确指出，即便有AI的辅助，医生仍是最后把关人。如果医生利用AI诊疗出现误诊、漏诊等医疗事故，最终还是由医生承担责任。
邓利强认为，由于AI医疗存在较多法律风险和合规挑战，这才使得相关部门对AI医疗的态度如此谨慎。
邓利强进一步解释说：“医疗数据涉及患者的个人隐私，哪些数据可以向研发AI医疗的企业开放并未有明确规定，而且直接针对医疗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无法对数据按照统一技术标准进行清洗处理；对AI误诊的责任界定和相应法律纠纷的处理办法同样存在争议；目前国内医疗数据共享不足且缺乏标准规范，制约着AI医疗产业的发展。正因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医疗保守绝不是落后，恰恰是对生命的负责。”
应平衡创新加强监管
那么，AI医疗今后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呢？
邓利强提出，应平衡AI医疗技术创新与合规监管关系。要强化全流程的资质审查机制，即针对AI医疗和AI处方各个环节的主体都必须有诊疗的资质，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同时，应强化企业的自律与诚信机制的建立，开发和使用AI医疗的企业都必须依法合规。还需要明确AI医疗产品的注册、审批、使用和退出流程，并加强对算法透明度、公平性、隐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
郑雪倩建议，应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确保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符合伦理道德要求。还要鼓励社会各界对AI医疗技术进行监督和评价，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管格局。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构建更有效的法律威慑体系。加大正向宣传引导，提高医生和患者对AI技术的接受度是实现技术普及的关键。
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AI医疗成为与会专家热议的话题。与会专家建议，加强监管与伦理指导，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政策，设立医疗AI伦理委员会。同时，提高模型透明度，发展可解释AI技术，使大语言模型在医疗决策时能够提供推理过程。例如在肿瘤诊断中，AI需指出影像特征依据，而不是只给结论，还要设定合理的使用范围。大语言模型适用于医学教育、辅助决策和信息检索，但不应直接用于关键诊断或治疗决策，最终决策仍需由专业医生作出。
邓利强最后表示：“医疗从业人员的确应该积极拥抱发达的技术，但技术对行业本身的冲击以及它是否能实现有温度的医疗，也是我们行业的引领者所需要思考的。我们期待的是，行业参与者冷静思考的心和职业情怀，可以让技术成为帮手，而不是让患者的医疗安全受到影响。”
本文通过“95后”家长用AI问诊致孩子病情延误的案例，引出AI医疗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如误诊、缺乏人文关怀等。分析了AI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的原因，相关部门也因AI医疗存在法律风险和合规挑战等问题而持谨慎态度并划定红线。最后提出应平衡AI医疗技术创新与合规监管关系，建立伦理审查机制，鼓励社会监督，加强正向宣传引导等建议，以促进AI医疗更好地发展，保障患者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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