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消费选择权还给市场，中国经济开启复苏新篇章

本文聚焦中国当前的消费政策，深入剖析了现有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存在的规模小、行政主导等问题。通过对比中外成功经验，提出应实施大规模消费补贴政策，并探讨了资金来源。同时指出以旧换新政策在多方面的局限性，最后建议把消费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和市场，采用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的方式，以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复苏。

滕泰认为，自去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今年九大任务之首，再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落地，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加力扩容，这充分体现了决策层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高度重视。然而，当前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政策规模较小，实施力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该政策沿袭了行政主导的实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若能尽快出台规模更大的消费补贴政策，并将选择权交予消费者和市场，必将更有效地提振消费需求，推动中国经济尽快企稳复苏。

消费补贴需达足够规模方能见效

如今，“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努力把消费打造成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舱石”已成为决策共识。但不得不指出，当前“以旧换新”等消费政策的投入与国民经济体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去年1500亿元的补贴资金仅占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即便今年规模翻倍至3000亿元，也仅占0.6%，与GDP相比更是不值一提。从经济数据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政策效应：去年8月至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仅从3.4%微升至3.5%，而CPI同比涨幅却从0.6%回落至0.1%，这反映出市场预期偏弱、通缩压力加大的深层次挑战。

实践已经证明，消费刺激政策若力度不足，很难扭转供需格局。这种以小规模尝试为特点的消费补贴模式，就像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的“逐段切除鼠尾”，不仅难以改善需求偏弱的局面，还可能强化市场的消极认知。相反，中外成功经验表明，无论是2008年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占当时GDP的12%），还是2020年美国3万亿美元纾困方案（占GDP的14%），都以“一步到位”的超常规力度迅速扭转了市场预期。我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推动GDP增速触底反弹，美国的3万亿美元纾困方案助力其零售市场三年扩容三分之一。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只有政策力度与问题规模相匹配，才能实现市场预期的根本性逆转。

当前，我国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仍面临需求收缩压力和通货紧缩挑战。面对135万亿的GDP总量，为了找到畅通经济循环的精准发力点，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社会”的跨越，消费补贴规模应达到万亿级别。例如，每年发放3万亿，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发放，人均2000元，这样才能撬动经济飞轮，释放消费潜力。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每年50多万亿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约25万亿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通过压减其中的低效、无效投资部分，每年至少可腾出2 - 3万亿元资金。同时，每年约有1 - 2万亿元财政资金用于出口补贴，本质上是用中国财政支出补贴外国政府和国外消费者。此外，各级政府还给予本地企业大量生产补贴，包括免费土地、代建厂房办公楼、减免税收、赠送新能源指标甚至直接现金补贴等，每年合计数万亿。总体来看，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出口补贴和不必要的生产补贴，长期每年可腾出5万亿以上用于增加消费补贴。

以旧换新政策的局限性与可持续性问题

回顾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政策，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当时我国城镇化率47%、汽车家庭普及率不足5%，政策精准对接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窗口期，以“财政投入1元撬动市场7元”的杠杆效应，成功释放了潜在的消费潜能。在当时的供需结构下，这种定向补贴特定商品的模式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然而，当前中国消费需求已发生显著变化。在家电普及率超95%、汽车户均保有量达0.45辆，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已占居民消费支出60%的情况下，现有政策工具仍聚焦在耐用消费品领域，可能并非未来消费增长的主要方向。同时，这种由行政部门主导、限定若干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政策实施模式，过度放大了“有形之手”的作用，忽视了消费者的公平机会和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

对部分行业公平性不足。去年9月政策出台后，家电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月度增速（累计）从8月的2.5%跃升至12月的12.3%，证明政策在部分领域有效发力。但与此同时，汽车零售额增速仅从 - 2.4%提升到0.5%，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速从11.8%下降到9.9%，餐饮收入增速从6.6%下降到5.3%。这些行业销售的疲软表明，政策补贴受惠行业太少，尤其是服务行业基本未受惠，不仅对消费需求的整体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对于未进入目录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而言，公平性亟待提高。

线下渠道和中小商家参与受限。受制于当前政策的执行方式，只有少数商业平台能参加活动，绝大多数线下渠道和中小商家无法参与。例如，有些地区要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先期垫付补贴资金的能力，这使得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外；繁琐的申请、审核和资金拨付流程，也让中小商家无力参与，而中小企业恰恰是最需要支持和帮扶的市场主体。

消费者覆盖面有待扩大。对于大量中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来说，衣食住等基本支出占据了消费开支的大部分，对手机、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不迫切。而对于中等收入以上群体，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越来越高。如果只补贴耐用消费品，这部分消费者将无法享受政策优惠。此外，通过“领券”甚至“抢券”的模式发放消费券，对那些没有相关信息或没有能力“抢券”的老年消费者来说，有失公平。

寻租风险增加。不论是委托中介机构选择，还是通过招标确定，能够享受政策的产品、企业和渠道最终都由政府部门决定。这就导致少数不合格企业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挤进“政府目录”，还有一些企业和平台将政府补贴视为“唐僧肉”，不是通过服务消费者增加销售金额来获得补贴，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刷单”套取补贴，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和经营环境恶化。

促消费“杠杆率失真”误导市场。当前的以旧换新政策很可能补贴了家庭计划内消费，而非激发新增消费。微观调研发现，很多参加以旧换新的消费者原本就计划淘汰旧家电、购买新产品，有补贴当然更好，没有也会购买。这种活动实际上补贴了存量需求，而非激发增量需求，实际杠杆远远低于有关部门的测算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后，在家电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的同时，家用器具类商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却明显走低，从8月的 - 1.8%下降到12月的 - 3.3%。如果是因为统计时采纳的价格是扣除补贴后的价格，这种变化虽属正常，但会从数据上加重通货紧缩现象，误导市场预期，应及时纠正。如果包含补贴的价格仍然下行，那就意味着更严重的通缩压力，更需引起重视。

执行效率可能下降。以旧换新模式要求企业申报，基层政府商务部门需在短时间内完成细化方案、选择商品、企业、渠道，培训相关人员等大量工作。这些要求增加了企业的工作量，抬高了企业参与门槛，对基层单位来说也难以承受。调研发现，有些省的消费补贴不足百亿元，但商务部门在推进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需要做各种动员。从实践来看，这种政策执行模式应对1500亿元规模的补贴政策暂时还能落地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今年扩张到3000亿元时就有难度，不但边际执行效果会明显下降，而且落地越来越困难。如果补贴规模进一步放大，所需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由地方部门主要承办的模式将难以持续。考虑到经济形势的需要，尽快为万亿以上的消费补贴政策探索新的落地方式，或许是大势所趋。

将消费选择权交予消费者和市场

为尽快扭转消费疲软、内需不足的局面，不仅要尽快推出万亿元级别的消费繁荣计划，还要采用新的补贴方式，将消费选择权交予消费者和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具体而言，可以采用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消费券）的方式，也可以只为6亿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补贴（消费券）。政策可以规定消费券的使用期限，但对于这些购买力用于哪些产品或服务，则不应加以限制。

从公平性角度看，通用消费券既可以用于餐饮、服装，也可以用于旅游、娱乐，还可以用于汽车、家电、装修、养老等各行各业。对于消费者、企业、产品和渠道而言，不存在歧视，公平性大大提升。

从效率方面考虑，只需中央层面统一制定一个严密公正的消费补贴计划和发放领取细则，确保消费补贴能够直达居民账户。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无需再进行繁琐的申报和执行工作，补贴发放之日，就是消费启动之时，效率将大幅提高。同时，这也从根本上杜绝了不合格产品和企业寻租以及套取财政资金的可能性。

从效果来看，市场化发放的消费补贴，消费决策完全由居民自主决定，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在补贴一部分存量需求的同时，会极大地激发新增需求。而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推动产品提高质量、企业改进服务的最大动力。

最后，将万亿级别消费补贴的最终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虽然对中国的宏观决策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它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对于全球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利好政策，能够极大地提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回升向好的关键节点，决策层抓住了主要矛盾，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九大任务之首，并及时推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为下一步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只要我们持续加大力度，下决心以市场化方式实施万亿元级别的消费补贴计划，同时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比例，提升社保水平，加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型，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就一定能够扭转内需不足的局面，迎来中国经济的复苏繁荣。

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存在的规模小、行政主导等问题，通过对比中外成功经验，提出应实施大规模消费补贴政策。同时指出以旧换新政策在行业公平性、商家参与度、消费者覆盖面等多方面存在局限性，建议采用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的方式，将消费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和市场，以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复苏。强调只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就能扭转内需不足局面，实现中国经济的复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