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共生互鉴下，全球南方价值观的独特魅力！

第176期文汇讲堂“文明共生互鉴下的全球南方”系列第一讲展开，介绍了讲座的举办信息，详细呈现了三位嘉宾关于全球南方的观点，包括观点的契合源于反殖民价值观、全球南方意识带来的影响、南方与北方话语权及价值观的差异等内容。

【导读】在3月30日，第176期文汇讲堂“文明共生互鉴下的全球南方”系列第一讲《21世纪全球南方与其未来》在上海报业大厦43楼融媒空间圆满举办。此次讲座可谓是大咖云集，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黄仁伟、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主任维杰·普拉沙德、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石之瑜三位嘉宾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也进行了精彩点评。上观App、央视频、文汇报视频号、华东师范大学视频号、喜马拉雅等众多平台进行了直播，现场有120位观众聆听，线上参与人数更是达到了2.5万人次。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华东师大·全球南方学术论坛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等七家机构协办。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整理此次讲座的内容，以飨读者。此篇主要呈现三位嘉宾的互评观点。

观点的接近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反殖民

维杰·普拉沙德

维杰表示：“今天是一个绝佳的契机，让我们三个人能够分享自己对全球南方的理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如此一致，然而我和两位教授此前从未见过面，也没有进行过相关讨论。”

他进一步分析这种默契的来源：“首先，我们清楚世界真正的变局所在，我们描述的是现实情况，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其次，我们的观点存在诸多相似性。实际上，中国学者和其他全球南方学者的观点都基于反殖民的共同价值，那就是人的尊严和国家主权。”

维杰还说：“我非常想听听两位教授对人的尊严、国家主权的看法，因为它们是影响当今时代的重要观点。坦率地讲，我认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学术角度来看，西方对于南方国家追求人类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理解都显得十分滞后。”

全球南方意识和氛围浓郁会产生“士气”

石之瑜首先说道：“我想先分享一下自己对全球南方主体性在哪里的困惑。”

他认为：“全球南方最鲜活的能动性是一种特殊的被动能动性，它存在于不以个人主义为内涵的集体主义当中。这种集体主义体现在哪里呢？当人们思考自己的行为时，总会把全球南方放在心中。比如一个大国，尤其是前殖民宗主国，在做事、决策时会感受到一种被全球南方观察的压力，就好像全球南方像天上的神一样注视着它，迫使它不得不去思考。但如果你问它‘到底谁在观察你’，它却无法说清楚。”

石之瑜

石之瑜还指出：“同理，近一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一般的前殖民地国家，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和争议。但在全球南方氛围极为浓厚的态势下，那些有全球南方身份意识的国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过去长期存在的历史争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都在缓慢但持续地得到化解。”

他接着探讨主权在全球南方的意义：“在全球北方，他们以主权的名义去打仗、去征服、去殖民，所有的主权几乎都是被殖民主义划定的。在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内部，宗教、派系、族群、语言都是分裂的，所以很难实现独立，这就成为了宗主国介入殖民地的借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殖民地国家对主权非常在意，因为他们曾经缺失主权。而殖民宗主国却认为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很糟糕，进而一定会限制其主权。然而，一旦全球南方的氛围浓郁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士气，促使那些具有全球南方身份意识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处理与其他全球南方同仁、同僚、同氏族、同国其他人之间的争议。”石之瑜总结道。

南方超越北方话语权，要讲清“民”和“人”

黄仁伟谈到：“两位学者都是在中国大陆之外观察、了解全球南方，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中国大陆学者不太有的思考，新的理念或概念。维杰教授有着印度文化的背景，又长期在南美洲生活工作，还在美国担任过教授。他对全球南方和北方都有深入的研究，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中国学者很难有如此广泛的观察范围。所以他对全球南方的认识超出了我们的眼界，他的看法给了我很多启发。尤其是南美洲这个区域是全球南方的南方，在南美洲产生了很多左派的理论，以‘依附论’为代表在南美洲获得了很大的市场。”

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右）是“依附论”在南美的早期代表，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著有《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左）

黄仁伟还表示：“中国学者不太赞成‘依附论’，因为‘依附论’认为南方不能对西方开放，开放程度越大受剥削就越多，南方不应该被西方剥削，所以就不应该对西方开放。结果南美洲的发展变慢了，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开放吸取了南美洲的经验教训。虽然都是南方国家，但发展道路却不一样。”

“维杰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在经济上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是西方理论的大本营，维杰教授还能持有全球南方的观点实属不易。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听他的发言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也研读‘依附论’，也了解芝加哥学派，在维杰教授的身上能看到这些理论的闪光点。”黄仁伟继续说道。

“石教授是世界中国学大师。他今天在诠释全球南方时运用了儒家学说，这可能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比较少见，今天我们很幸运能够听到这样的解读。用儒家学说来讲全球南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民本是儒家思想，同时也是整个全球南方的思想。”黄仁伟评价道。

他进一步分析：“南方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本有区别吗？‘人’和‘民’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是把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古代并没有‘人民’一词，西方不用‘民’，而用‘人’，所以又有人权和民权之分。我理解，‘民’代表集体，‘人’代表个体。为什么南方国家强调集体，而西方或者北方强调个体呢？将来在讨论西方人权理论时，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人’和‘民’这两个根本概念的区别，是南方和北方的根本不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的话语权要超越、战胜北方的话语权，我们就必须讲清楚‘民’和‘人’的区别，并且要强调‘民’比‘人’更重要。”

欧洲宣扬道德强权时，全球南方形成了被动的团结

三位学者各有侧重，但论理均严谨专业

石之瑜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思考过，但是我联想到了与全球南方有关的话题——南方什么时候取得全球性？黄老师演讲时特别强调了全球化的发生，经济实力的移转就出现了全球南方。我想补充另外的话语背景，让南方取得全球性，这是不太了解群体性的前殖民宗主国所不能掌握的。”

他讲述道：“1990年冷战结束后，西欧的国家因为自己‘打赢’而非常得意，就想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打赢了。他们认为是因为自己重视人权，才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就觉得冷战打赢其实不是靠美国的军事强权，而是靠欧洲的道德强权。于是开始在世界各地宣扬欧洲的道德理念，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让欧洲学者和其他地方的学者联合，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欧洲、理解欧洲、学习欧洲，把欧洲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

“这些西欧的国家本来拥有各个不同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结果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把原来不可能结合、不可能团结、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关注彼此的殖民地串联在了一起。所以全球南方的全球性的取得有一定的被动性，而这些被动性是认为自己已经走在文明尖端的欧洲国家所看不到的。关键之一是后者认识世界的角度只有个体，没有集体，他们看到的只是个别的殖民地，无法想象各地的殖民地因为共同的殖民主义带来的苦难关系而产生强大的彼此同情。”石之瑜分析道。

他还强调：“在实践上、历史发展过程中，话语的出现很重要，全球性的话语被动的出现很重要，而且防不胜防。”

17世纪先进观念的个人主义如今被严重误读

维杰表示：“我对个人主义很感兴趣。大西洋国家的政府纷纷加大军事支出，远远超过了社会支出，比如在欧洲，有将欧洲‘再武器化’的计划。这是一个共享的国家计划，但这些国家又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紧缺和社会支出的紧缺。在这样的逻辑下，个人主义的观点就会‘走样’。个人主义是在17世纪自由主义的环境中萌生出来的，是非常进步的观念。当时强调每个公民权利必须要超过国王，之后个人主义形成，再之后就形成‘每个人必须要依靠自己活下去’的理念，也契合‘适者生存’的理论。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不能依靠个人去生存，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去生存的。我们也需要一个社区，在社区中有很多人、很多志愿者确保这个社区能够存活下来。作为西方政府，他们对于家庭和社区的机构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个人主义就不再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也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观点。在西方，个人主义的观点已经变得非常反动，并陷入困境。”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维杰还说：“西方其实想分析自己的社会，这就需要基于真实的社会中家庭和机构等。因为这也是德国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黑格尔所描绘的人类社会，黑格尔说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但实际上西方的社会已经忘记了这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把个人凌驾于历史之上，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意识形态的蒙蔽。”

“我想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斯皮尔·博格是北大西洋商业联盟的领袖，他对民主做了非常全面的调查，包括中国、印度的几百个国家，去了解人们对于民主的想法。在美国，只有50%的公民相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80%的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维杰接着讲道。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也要教导西方的人民，民主并不意味着由金钱所驱使的选举，民主意味着必须要有社会中的机构和体制，能够真正地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而在中国消除极度贫困，中国老百姓可以在春节坐高铁回家。这是没有被个人主义所蒙蔽的社会中的人民。我们需要向全球南方苦难中的人民说明这一点，也需要向全球北方的人民说明这一点。”维杰总结道。

集体主义为何成为后殖民国家的价值观

黄仁伟

黄仁伟指出：“现在由全球南方的概念延伸出去，我们开始讨论南方的价值观与北方的价值观的差别。西方的个人主义产生于市民和王权斗争的过程中，所以强调个人、个性的解放，人权概念由此产生。”

“南方国家都是弱国，他们反抗宗主国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有的还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弱者要推翻强国，就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整体和团结；他们独立以后要和世界霸权秩序进行对抗，还需要集体力量，还需要团结。所以集体主义成了后发达国家或者是后殖民国家的价值观。西方为了主导世界话语权，就设置了所谓的universal values（普世价值），意味着当我这个价值观是universal values，你的价值观就只能在你的国家有用，而不能‘普世’。因此，universal values是西方秩序的一个符号，你接受它的秩序，就要接受universal values。”黄仁伟进一步分析道。

“然而当下，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发展，甚至于很多南方国家开始学习，有的发达国家也在学习。西方标榜的universal value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讨论到这一步，是从哲学根源上去理解为何全球南方会有不同于全球西方的价值观，非常深刻。”黄仁伟总结道。

本文围绕第176期文汇讲堂中关于全球南方的讲座展开，三位嘉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全球南方的相关问题。他们指出观点的契合源于反殖民价值观，全球南方意识和氛围能产生积极影响，南方要超越北方话语权需讲清“民”与“人”的区别，还分析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困境以及集体主义成为后殖民国家价值观的原因，让我们对全球南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