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中国ESG投资本土化展开，记者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深入探讨了ESG投资本土化面临的挑战、常见误区、企业披露问题、可操作路径、基金规模波动原因、认知偏差纠正以及政策端的关键拼图等内容。
如今，企业的竞争力已不再局限于财务因素。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一非财务因素正逐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次，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上市公司的ESG领域。
然而，在国内，ESG体系的构建起步相对较晚。部分企业对ESG的意识才刚刚觉醒。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国企人士满脸疑惑地问道：“我为什么要做ESG？”
自2024年起，不同部门陆续出台了与ESG相关的新政和指引。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也在积极酝酿下一步推动ESG发展的政策文件。按照规划，到2027年，包括财政部在内的国家部委将陆续出台国内相关企业的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要基本建成。
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得ESG市场变得异常火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ESG的发展动态，并邀请相关人士深入探讨关于ESG的关键问题。
2025年，“双碳”目标进入关键时期，ESG投资从概念热逐渐走向深水区。但国内ESG基金规模波动、企业“漂绿”争议、国际评级偏低等问题凸显，本土化实践面临着严峻挑战。
为了探寻ESG投资如何真正扎根中国土壤，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直击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关切、误区与破局路径。
邱慈观认为，ESG本土化没有捷径可走，既要容忍“慢”，也就是数据积累、认知迭代、政策磨合要循序渐进；也要抓住“快”，例如双碳目标倒逼金融创新，乡村振兴催生社会价值投资的快速信号。她坚信，中国ESG投资的本土化路径正从理论迈向实践，这场“静水流深”的变革，终将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采访对象供图）
经济观察报：您曾提到ESG是“舶来品”，本土化需回应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当前中国ESG投资本土化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邱慈观：所谓ESG投资，就是在投资流程中纳入ESG因素，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运用七种ESG投资策略来选股，包括负面剔除法、积极股东法、依公约剔除法、正面优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ESG整合法以及影响力投资法。
在国际上，这些策略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经过四十年才逐渐完善，是全球公认的ESG投资策略，具有科学工具的属性，工具本身无需“本土化”。但ESG投资的关切点需要“本土化”，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找出最符合当地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ESG关切，进而构建具体可行的投资框架。
以我国为例，本土关切可涵盖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创新、低碳转型对接碳中和目标等，甚至可以与中华文化生命理念中的尊生、保生、生生不息等观念相结合。
然而，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投资的金融产品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构建投资框架时，要符合投资组合理论，遵循多角化原则，平衡风险、回报和关切三个维度，利用可靠的数据并选取合适的绩效考核KPI，以此设计出能体现本土关切的ESG投资产品。
应用ESG投资策略选股形成的产品是“复合式”产品，如公募基金、指数和ETF等，而非债券或贷款等“单纯式”产品。
具体而言，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挑战在于“三重脱节”。
一是标准脱节。国际ESG框架（如ISSB、欧盟ESRS）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而中国需要兼顾“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社会目标，现有标准难以直接套用。例如，国际评级机构关注劳工权益，但中国企业的党建、扶贫实践却未被纳入主流框架。
二是数据脱节。国内企业ESG披露率低，关键指标（如范围三碳排放）披露比例不足1%，且数据颗粒度粗糙。这导致投资决策缺乏可靠依据，基金经理常以“泛ESG”概念包装传统产品。
三是认知脱节。散户主导的资本市场更关注短期收益，ESG被视为“成本项”而非“价值项”。例如，某碳中和ETF因过度强调财务回报吸引短期资金，上市后规模缩水超50%。
因此，国内亟需构建“目标导向型”本土框架，将国家战略（如双碳、乡村振兴）转化为可量化的ESG指标，并通过政策强制披露关键数据，例如上海曾推出的转型金融目录，已覆盖水运、航空、石化等六大高碳行业。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国内也在持续讨论ESG相关的本土化问题，但往往没切中重点，以致陷入一些误区，您认为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邱慈观：其一，很多人误将“ESG投资”和“ESG披露”划等号，认为在披露里加上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议题就足够了。实际上，ESG投资涉及一个很长的链条，ESG披露位于前端，而ESG投资在后端。ESG披露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其ESG实践的报导，这些披露不能直接形成ESG投资产品，还需要明确ESG关切点、构建投资框架、选择投资策略、使用数据等一系列步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二，将“本土化的ESG关切”与“ESG投资产品”混淆，误以为确定了本土化的ESG关切，就可以直接转化为ESG投资产品。事实上，从抽象的本土化ESG关切到具体的ESG投资产品，需要构建可行的投资框架、考虑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原则、平衡风险、回报与ESG关切，以及使用合适的数据来选股和通过KPI进行绩效考核。
其三，误认为“本土化的ESG关切”势必会受到国内关注，但却忽略了投资产品应有“投资回报”。投资回报率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本土化的ESG关切外，还需考虑其他投资组合构建原则。简单来说，ESG基金产品能赚钱的前提是构成基金的成份股公司都能盈利，那么，致力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公司能否从其本业中盈利？它们基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原则形成的现金流模式是怎样的？能否直接反映在财报上？如果这些本土化关切背后的现金流模式不明确，却将“ESG关切”和“ESG投资回报”划等号，必然会让投资者失望。
在本土实践ESG投资时，尽管国内ESG数据相对薄弱，但已有一些基金公司开始开发本土化的ESG投资产品。受ESG数据限制，这些产品的制作方法相对简单，常使用负面剔除法、正面优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等ESG投资策略来选股，很少使用对ESG数据要求较高的ESG整合法。同时，本土化的ESG投资产品在投资框架的构建上也较为简单，未必能反映其背后理念的真实内涵。而且，国内ESG投资产品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本土投资人对ESG的接受度不高，产品上市规模原本就不大，上市后又常遭到投资人抛售份额，导致基金规模持续萎缩。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可能与国内ESG投资市场尚不成熟、缺乏认知有关。因此，加强ESG投资的宣传和教育，提高投资者的认识和兴趣，是未来推动本土化ESG投资发展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阿里、蚂蚁等企业早年发布的ESG报告曾经被指存在“策略性偏重”，但这两年已明显改善，那么，企业披露的“策略性偏重”现象是本土企业的普遍痛点吗？
邱慈观：企业披露的“选择性”本质上是成本与效益的博弈，有时更反映了知识和能力累积的学习过程。以蚂蚁集团为例，其2021年报告仅披露范围一、二碳排放，未涵盖范围三（价值链碳排放），而后者实际是金融机构碳足迹的700倍。2022年报告对范围三里的15类别披露了3个类别，2023年则首度完成范围三碳排放披露，对其中相关的12类别都做了披露。目前蚂蚁正基于先前的核算基础，设法进一步优化数据质量。因此，从“策略性偏重”角度看待蚂蚁的披露可能不够全面，需要拉长时间轴，以长期视角了解企业的学习过程和数据的累积过程。
我们在看待企业碳披露时，也需要了解国内披露不佳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先前国内的碳核算体系尚未统一，地方与行业标准并存；另一方面，企业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披露负面信息可能引发监管或舆论压力，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与生产盈利冲突，导致股东不满，企业最终选择“报喜不报忧”。
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的覆盖面，并对披露数据的颗粒度、报告的第三方鉴证等提出要求。国内三大交易所已发布针对其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对上证180、科创50指数等特定指数的成份股公司做出强制性披露，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续可逐渐扩大覆盖范围，最终涵盖全部上市公司。披露数据的颗粒度可参考PCAF所拟订的等级，逐步要求企业提高数据质量。对于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获得第三方鉴证，国内主管机关也在征询各方意见，先明确鉴证原则，再循序渐进地推进。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企业，究竟该如何做好ESG本土化，可操作的路径有哪几条？
邱慈观：首先，基金经理人应加强自身专业能力，熟练掌握七种ESG投资策略。这不仅有国际先例可供参考，也与中国历史传统中围棋棋手的训练方法相似。围棋棋手通过研究过去的棋局提高棋艺，基金经理人也应学习国际知名经理人构建ESG投资框架的经验，并结合本土情况，多思考、多学习，才能更娴熟地运用ESG投资策略。
其次，社会各界应加强对ESG的认知。这需要上层领导、同业协会以及资产管理行业共同努力。只有提高公众对ESG投资理念的认知，才能逐渐培养ESG偏好，让更多人愿意购买并长期持有ESG投资产品。
第三，政府在ESG本土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应积极主导ESG本土化的讨论，为相关行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同时，在提高ESG投资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方面，国内可尝试通过公开甄选ESG投资产品的流程，使整个过程更有趣。这不仅能提高社会对ESG议题的关注度，还能激发投资者的兴趣。讨论国内最关切的ESG议题以及如何改善相对薄弱的环节，对设计符合本土需求的ESG产品至关重要。
最后，成功的ESG投资产品应发挥推动作用，基金经理人要与社会分享投资框架构建的成功经验，组合中的个股公司也应与社会分享成功的实践经验。
只有通过提升视野、提高参与度和扩大受益群体，才能深化整体社会对ESG概念的认知，推动ESG投资产品的本土化进程。相信在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国内的ESG投资产品必将茁壮成长，形成更多细致、有内涵的产品，甚至引领全球ESG投资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国内ESG基金规模波动剧烈，这是否意味着ESG投资尚未形成真实需求？
邱慈观：当前ESG基金的问题在于“名实分离”。部分产品设计粗糙，80%的“泛ESG基金”仅靠名称吸引资金，未使用负面剔除、ESG整合等核心策略。例如，某碳中和ETF成分股包含高碳排企业，因未严格应用剔除法引发“漂绿”争议。
此外，还存在资金结构失衡的问题，机构投资者为政策表态短期认购，散户追求财务回报快进快出，导致基金规模大幅波动。例如，某可持续发展ETF上市半年规模暴跌92%，反映出ESG投资文化尚未扎根。
破局的关键在于，未来需明确ESG基金的“绿色颗粒度”。例如，欧盟SFDR将产品分为Article 9（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产品）、Article 8（ESG特质产品）、Article 6（传统产品）三类，国内可借鉴此框架，要求基金披露ESG目标、策略与数据来源，避免“洗绿”营销。
经济观察报：许多企业将ESG等同于公益捐赠，这类认知偏差如何纠正？
邱慈观：ESG的核心是“通过规范化管理创造社会价值”，而非简单的公益输出。例如，蒙牛发布生物多样性报告，因其牧场运营直接影响生态平衡，这属于具有“影响重大性”的议题；而互联网公司若过度披露慈善捐款，却忽视数据隐私治理，则属“本末倒置”。
企业需厘清三大边界。一是具有财务重大性的议题，即选择与财务底线强相关的ESG维度。如钢铁企业应聚焦脱碳技术，而非盲目追求社区捐赠。同时，企业也应披露具有影响重大性的议题，如上述的蒙牛案例。二是价值链责任，头部企业需带动上下游减排。苹果通过供应链管控要求供应商披露碳数据，国内电商平台可效仿此模式。三是长期主义。ESG投入回报周期长，需与战略转型结合。例如，宝钢布局富氢炼钢，虽短期成本高，但契合“双碳”政策与行业趋势。
经济观察报：从政策端看，中国ESG生态体系还需哪些关键拼图？
邱慈观：首先，标准要统一。整合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碳核算指南，对接国际标准（如PCAF），尤其要完善范围三披露框架。
在数据基建层面，可以建立企业级ESG数据库，利用AI追踪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等动态指标。我们在“上海绿色金融指数”中引入机器学习，已提升数据颗粒度。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可以培育长期资本，引导养老金、险资配置ESG资产。可参考挪威主权基金“双底线”策略，平衡财务回报与社会价值。
在人才储备方面，国内ESG研究员不足百人，需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高金已开设可持续金融课程，未来将扩大跨学科合作。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ESG投资本土化的多方面问题。剖析了ESG投资本土化面临的标准、数据、认知三重脱节挑战，指出常见误区以及企业披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企业做好ESG本土化的可操作路径，分析了ESG基金规模波动原因及纠正企业认知偏差的方法，并从政策端给出了完善ESG生态体系的建议。未来，中国ESG投资需各方共同努力，克服挑战，推动本土化进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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